毛泽东、朱德率部出击赣南以后,国民党军队一路围追堵截,红四军损失很大。为摆脱困境,红军进入瑞金。1929年2月10日,红四军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一举扭转不利局面,在赣南站稳脚跟。随后,为解井冈山之围,红四军挥师宁都,随之进军吉安东固,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在东固,毛泽东、朱德等获知井冈山失守的消息。红四军前委决定,把原定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改为灵活机动、飘忽不定的“打圈子”游击政策,红四军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拖住“追剿”的敌人。

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由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给润

之、玉阶两同志并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二月来信”)。中央来信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讲话精神而写的,但布哈林本人对中国国情并不了解,对农村苏维埃运动比较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同时,二月来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的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来信还提出要朱德、毛泽东“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收到来信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精神给中央写了复信。复信一开始就坦诚地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针对二月来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观点,复信根据中国的情况说明“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并且进一步指明,“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复信明确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还从四个方面阐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表现了政治上的极大勇气。复信最后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积极进取,采取“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后来,中央收到复信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取消原议,朱德、毛泽东也没有离开红四军。

与此同时,在艰难的斗争中,红四军党内在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党要不要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问题上,有部分人认为“党代表权力太大”,“前委包办代替了军委的工作”,因而主张“军事领导政治”“司令部对外”等口号,表现出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第二,在民集中制问题上,有些人认为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实行“家长

制”,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主张事无巨细,均应交下级讨论后才

能做出决定,产生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第三,在官兵关系问题上,部分人认为对士兵打骂有时是必要的,主张“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应该取消“士兵委员会”。第四,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有些人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热衷于攻打城市,主张“走州过府”,四处游击。

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的争论,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统一认识,红四军前委于6月22日和9月下旬先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但两次代表大会均未能解决党内的重大分歧。由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肯定,毛泽东在“七大”上未能继续当选前委书记,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七大”后,毛泽东一面在闽西蛟洋养病,一面到地方指导闽西特委工作。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党内思想的分歧,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更趋严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遭到削弱,甚至一度放弃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和工作,红军的活动几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七大”后,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离开闽西,赴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并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的详细情况汇报,并对红四军各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9月28日,中央对红四军前委发出了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交陈毅带回。“九月来信”正确分析了中国政治及军阀混战的形势,对红四军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总结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批评,要求红四军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加以肃清。关于红四军中党的工作,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不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同时,信中指示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明确指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

陈毅回来后,在东江松源向红四军前委成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随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苏家坡给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抵达汀州,同朱德、陈毅会合,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了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计划,还规定12月份的工作主要是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为期两天,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选举产生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编入《毛泽东选集》)。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其主要内容有：

(一)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是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即“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还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批评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等错误观点,强调要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要加强政治教育。会议决定,红军中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必须健全连以上各级党的组织,以建立党的领导中枢。

(二)深刻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原则,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决议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作了具体的规定。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使党员注意社会和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三)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原则,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明确指出了“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决议还提出了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等要求。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新党员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四)阐述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强调要重视党支部的作用。同时还规定了健全支部生活,严格党的纪律等项措施。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总结了自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军经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古田会议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全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列主义路线,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古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