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师部和一团、三团先后到达文家市。令人惊喜的是，二团的剩余部队一百来人也闻讯到达文家市。

里仁学校

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战斗，秋收起义部队由起义初的五千多人减少到不足两千人。

部队该去哪里?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在当地里仁学校的教室里召开会议，商讨行军方向。

前敌委员会只剩下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三团团长苏先骏五人。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在军队中虽然是前委书记，但并没有绝对权威，黄埔二期毕业的师长余洒度根本不服毛泽东，认为搞农民运动出身的毛泽东无法和科班出身的自己相比。

会上，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形势，说：“如果按省委和中央指示攻打长沙，我们首先要攻打浏阳，但浏阳敌人有近三个团，而且敌人随时有支援。我们现在不到两千人，且附近地区的工农运动都失败了，我们没任何支援。就算我们一兵一卒未损攻下浏阳，长沙敌军加上治安部队共三万多人，我们以不到两千人的兵力去攻打三万多敌军，有如飞蛾扑火、以卵击石，毫无胜算。所以我建议放弃攻打长沙，我们应该撤到农村去。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敌人统治力量相当薄弱，这有利于我们休养生息、壮大力量。中国革命应由城市转向农村，否则，工农革命军将会旗倒兵散。部队可以考虑先撤到萍乡，再沿罗霄山脉南下。我们到湘南去，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

话音未落，三团团长、黄埔四期毕业的苏先骏就站起来说道：“老毛呀，一看就知道，你是第一次打仗吧，看把你吓的。放心吧，我第一次打仗也是这样，很紧张。这不，打多了就不怕了。没事，我们继续攻打长沙。”

师长余洒度附和道：“上级命令我们攻打长沙，我们应该服从上级指示，长沙敌人虽然比我们多，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比皆是。放心吧，我们能攻下长沙的，而且我们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我们不能因为打了几个败仗就要放弃省委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耐心解释说：“情况变了，我们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

然后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可以到这里去当‘山大王’。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可以前往湘南一带。”

但余洒度和苏先骏仍坚持攻打长沙。

就这样，前委形成了“继续攻打长沙”和“到农村去”的两派对立的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

(文家市前敌委会议旧址)

僵持了大半个晚上，最后决定投票表决。

副师长余贲民(1888—1933)在1922年入党时，入党介绍人正是毛泽东，他对毛泽东深信不疑，说：“我赞成毛委员的看法，应该放弃攻打长沙，到湘南、到农村去。”

只剩下总指挥卢德铭的表决了，他的态度将决定部队的下一步方向。卢德铭和毛泽东相差十二岁，虽然两人认识才半个月左右，但两人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卢德铭站起来说道：“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斗确实不少，但现在所有交通要道都被敌人占领了，并不具备以少胜多的条件。就算我们攻下长沙也无法全身而退，势必被敌人包围而全军覆没。所以，我同意毛委员的观点，我们应该放弃攻打长沙，先撤到萍乡再做下一步打算。”

少数服从多数，余洒度说道：“没有按上级指示，省委和中央那里，我们怎么交代呢?”

毛泽东说：“这个责任由我来负。”

余洒度说道：“那就这么定了，省委方面的报告，须由毛委员负责。”

就这样，经过最后表决，通过了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到农村去”的决策，史称“文家市决策”。

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重心从此开始由城市向农村转移。

实践证明，文家市决策找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正确途径，“到农村去”这一战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穿黑衣服者为杨勇，穿白衣服者为胡耀邦)

在里仁学校有两个小朋友，他们是表兄弟，哥哥杨勇1912年出生，这年十五岁，弟弟胡耀邦1915年出生，这年十二岁，两人是同学。

杨勇贪玩，常常是胡耀邦帮助杨勇做作业，杨勇帮助胡耀邦打架。谁欺负了胡耀邦，个子高大的杨勇就冲上去。

秋收起义失败后，文家市的几名党员都相继撤退到江西，共青团的负责人甘恩藻也去了江西，他告诉十五岁的儿童团团长杨勇：只要找到党组织，就马上写信来。可是好多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

9月19日，杨勇正在家里苦闷，突然听见外面枪声不断，像放鞭炮一样。等枪声渐渐平息，有人喊：乡亲们，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大家出来吧。

杨勇冲出家门，看见穿着灰衣的军人，胳膊上套着红袖章，红袖章上有一颗黄五星。他听了一会，才知道这支队伍是工农革命军，刚举行了起义，在等着其他部队会师。不久，其他队伍陆续到来。

工农革命军的战士打开地主的谷仓，把粮食分给穷苦农民。

幸免于难的农会干部活跃起来，为部队安置伤病员，给部队烧水做饭。儿童团员也在杨勇带领下，为部队站岗放哨。

19日那天晚上，儿童团团长杨勇站了半夜的岗。他听巡逻队的士兵说明天一大早要开会师大会，毛委员要给部队讲话。

杨勇顾不上睡觉，喊了胡耀邦一声，早早就来到学校的操场。他特意带着笔记本和铅笔，准备把毛委员的话记下来，好告诉甘恩藻他们。

这是杨勇第一次见毛泽东。那天他骑在墙头上，歪着脑袋，和穿着老蓝布农民服的毛委员说话。

毛委员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世峻，不过，我想改名叫杨勇。”

“杨勇这个名字好。”毛委员又说：“你参加儿童团了吗?”

“我是儿童团的队长。”

“我看你很像一个骑马的大将军嘛。”杨勇笑了。毛委员也笑了。

胡耀邦看见杨勇他们在墙头，也爬了上来。为了更清楚地看到主席台，墙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杨勇把本子放在膝盖上，认真地记着。

毛委员站在主席台上，招呼大家坐好，帮大家分析现在的革命形势。毛委员伸出左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然后又伸出右手说：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他不停地用右手撞左手，微笑着说：我们这块小石头，不断地打大水缸，总有一天会把蒋介石的那口大水缸打碎的。会场上活跃起来，杨勇用手中的铅笔捅捅好朋友周政财，笑说：“打碎你这口大水缸。”

毛委员接着说：我们这次秋收暴动，原计划打长沙。长沙好不好?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敌人在萍乡、浏阳都挡住不让我们过，更不会让我们进长沙。既然长沙这样的大城市目前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可以到敌人管不着或管不了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到山上去，同那里的农民一起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等我们在乡下、在山里站住脚跟，力量大了，有了本钱，再到长沙去，不但去长沙，还要到武汉去，到南京去……

这些话在杨勇和胡耀邦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两兄弟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