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发源于浙江省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后来这一经验经过总结首先在浙江省推广，而后再向全国蔓延，还被党的十九大报告采纳，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精髓。

自治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等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有序参与社会事务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是依法律而治，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通过道德教化作用，实现良好社会风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三者之间的关系上，自治是法治、德治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德治的保障，而德治是自治、法治的基础。“三治融合”不是把这三者强加在一起，而是在区分各自作用范围的基础上，发挥三者不同的功效，从而真正践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和源头治理的原则。

笔者结合宜都市宜昌市的实践，从八个方面谈谈“三治融合”应该怎么“融”。

(一)高质量党建引领“三治融合”。

第一，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确保党在推动“三治融合”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做到“两个维护”。应以区域化党建为重点，强化市、区、街道、社区党组织四级联动，通过构建单位党建、区域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补、互动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使党的工作覆盖“三治融合”工作的所有领域。第二，应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把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三治融合”工作的坚强战斗堡垒。第三，全面推行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第四，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发挥群众参与治理主体作用，增强乡村治理能力。第五，积极推进以网格管理为基础的“党支部+网格员+居民小组+乡贤服务+驻格警务”五位一体的社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大对党员干部的法治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

(二)自治活力催化“三治融合”。

第一，加强自治组织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大力推广社区居(村)民民主恳谈会、议事会、民情沟通日、票决制、居(村)民说事等民主自治形式。第二，以解决“五最”难题(即最恨、最急、最怨、最烦、最盼)为突破口，实行专项自治，推行“社会治安，市容环境，生活设施”三项自治。建立责任区制度，广泛建立物业业主委员会自治组织。在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第三，探索村民小组(居民委员会)协商和管理的有效方式，重视吸纳非户籍村民、社区社会组织、驻村(社区)企事业单位等主体参加协商。第四，优化民主监督运作方式，全面推行村务(社区)监督委员会制度，建立村级(社区)“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和“监督责任清单”，将党务、村务(社区)、财务分项目分类别列入监督内容，严肃查处侵犯居(村)民的“微腐败”。

(三)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深化“三治融合”。

第一，总结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经验，制定或者修定各级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指导标准。深入实施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四大”工程。即，“亮牌提升工程”“阵地建设工程”“法治人才工程”“法治惠民工程”。第二，完善心理疏导机制，依托专业社会组织，加强对城乡社区困境人员及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精神慰藉和心理健康服务。第三，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综合机制，及时掌握和回应不同利益主体的关切和诉求，有效预防和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四)德润人心培育“三治融合”。

第一，充分发挥社区(乡村)文化礼堂功能作用，丰富文化礼堂法治元素，挖掘当地法治典故、道德故事、法治案例等植入文化礼堂，积极利用文化礼堂组织开展法治讲座、法治咨询、法治文艺巡演、展播法治电影等活动。第二，发动居(村)民挖掘当地好人好事，突出对不文明现象进行评议，以道德评议和社会舆论的力量革除陋习、改进民风。深化“勤、孝、净、诚、和”为主题的“五美文化”，评选“五美之星”，宣传推介“五美之星”，礼遇“五美之星”，用“五美”精神来正家风、带民风。打造“家风家训”主题公园，建设家训塘、家规廊、家谱墙、家福集、家颜区，让好家风好家训向空气一样环绕在百姓身边。

(五)多元载体丰富“三治融合”。

第一，通过开展“三治融合”研讨会、现场推进会、示范点等载体，深化“三治融合”理论研究、丰富“三治融合”基本内涵、提升“三治融合”时代价值、创新“三治融合”形式模式，建立健全“三治融合”共生机制。第二，建立社区(乡村)法治文化长廊、法治宣传牌等特色展示区域，引导党员群众学法懂法用法。重点发挥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村民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三团两会”作用。第三，探索开展以城区“无五毒”(无邪、无毒、无赌、无嫖、无骗)和乡村“无五害”(无赌博、无恶势力、无传销、无传教、无(少)彩礼)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创建活动;大力推广“和善村民、和美家庭、和睦邻里、和谐村庄、和德大爱”的“五和众联”项目。

(六)社会组织助力“三治融合”。

第一，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渠道，积极搭建村(居)民参与社会治理平台，鼓励和引导老年协会、文体协会、环保协会、调解组织、志愿者队伍、爱心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及专业社会机构，围绕村(社区)基本生活服务需求，在扶贫帮困、防灾减灾、健康养老、文体娱乐、教育培训、公益慈善、社区矫正、纠纷调解、预防犯罪等方面提供多层次、多样化、高质量的社会服务，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第二，探索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机制，鼓励发展乡贤组织，注重发挥乡贤理事会的作用，培育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技能人才等有序参与乡村治理。

(七)“互联网+”促进“三治融合”。

第一，探索运用新媒体平台，引导基层群众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第二，加快推进以网络服务平台、微信群为重点的网络法治阵地建设。第三，加快实现村(社区)法律顾问“e服务微信群”建设全覆盖，将村(社区)法律顾问“进村入户”服务、“咨询热线”线上服务、“公共法律服务网”网上服务等有机融合，加速构建网络立体化的法律服务模式。

(八)基层法律服务改革保障“三治融合”。

第一，深入推进乡村法律服务改革，使基层群众能用最少材料、最短时间办成事。第二，探索部分司法行政事务村(社区)代办制。巩固和完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突出村级巩固法律服务平台“人民调解”功能。第三，加快基层社区矫正中心建设，探索创新安置帮教方式方法。第四，创新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把“微法律顾问”打造成老百姓私人定制、时刻在线的法律顾问。第五，依托村(社区)便民中心建立健全“一窗式”法律服务平台，积极推行村(社区)公共法律“一厅式受理，一站式服务”模式。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