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查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通常的看法是：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实际情况，获取“第一手材料”。具体到政治学，政治事物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发现事实，发现事实的主要工作是重现现场、复现过程，以了解事实的全貌与真相，为科学研究建立可供观察和分析的客观对象。

但是，在社会领域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含义？人们是怎样认识“事实”的呢？这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论问题，也是当代的认知心理学、政治学、刑侦学、情报学领域中的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调查研究与人的认知规律有关。

一、人怎样认识世界：建模与偏见

大千世界千姿百态，一棵树上的每片叶子都是不同的。人类认识世界不能针对每一个个别事物，而要将事物分类，然后分别把握不同类型事物之间的区别与关联。人是在这样的结构体系中认识世界的。

（一）建模：人类的认识工具

这个分类认识的过程就是建模。建模是人类特有的认识方式，人类是通过建立用于认知的分析模型来处理信息和认识事物的。分析模型是根据人们以往的经验或观念，对于不同事物之间包括因果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关系，形成的理解和预期。

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个“减灶之计”的典故。战国时韩国受到魏国攻击向齐国求救。齐王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军进攻魏国都城大梁以救韩国。魏军主帅庞涓急忙回师救援。孙膑得知庞涓回师，就建议田忌采用减灶之计来麻痹魏军。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误以为齐军溃散，轻敌冒进，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

建模是人类思维与认识的基本方法，是通向真理的途径。但建模又是一个陷阱，它可能引导人们误入歧途。人们的认知过程是一个主动而非被动的过程，是“建构”事实，而不是简单地“记录”事实。

人们认识世界必须通过建模，这是无法避免的。建模就像一个筛子和一个箩筐，对认识对象、对大千世界进行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把真理筛进“筐”里。但建模也会在人的意识中形成和建立一种先入为主的“预期模式”，从而干扰人的认识，框定人的思维，导致所谓的“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使人最后得出错误认识。

（二）支点与驱动：认知偏见的来源

具体讲，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才导致认识偏见发生呢？人们的认知偏见一般出在两个关节点上：一是分析认识的“支点”；二是形成认识的“驱动”因素。

第一，“支点”错误。所谓“支点”（linchpin），即分析和推理、论证的前提条件。任何事物都是存在前提条件的，认识也是这样。如果认识一个问题的前提条件是真实的，后面形成正确分析、推理和论证的概率就大，就比较可靠。但如果前提条件是虚假的、错误的，后面的认识肯定是一场误会。1950年，“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误判中国出兵的第一个错误就出在认知的前提下，即犯了“支点”错误。

第二，错误驱动。所谓“驱动”（driver），也称“关键变量”（key variable），是形成事物特性和推进事物发展演变的重要相关因素。人们认识事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在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影响事物发展演变的因素，即所谓“关键变量”。发现并正确地解释认识过程中遇到的关键变量，才能使认识过程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最后得出正确的认识就有了保证。但如果错误地判断了某些“关键变量”，就会一错再错，使错误认识“越看越像”，最终误入歧途。

简而言之，在认识过程中，如果选错前提，又看错了变量，就会形成认知偏见。通俗地讲，选错前提叫作“主观主义”，看错变量叫作“岔路失羊”。

（三）活的“建模”：认知偏见的两个原理

人类通过建模认识事物，建模是认知途径，又是认知障碍。认知偏见导致了认知障碍。那么，我们就来具体看看什么是认知偏见，看看它有什么特性。

第一，人们倾向于认知自己期望看到的东西。这也被叫作“认知偏见的第一原理”。建模会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形成预期。于是，人们在观察和认识事物时，会更多地接受与潜在预期一致的信息，并会不自觉地排斥与其矛盾的信息，或曲解与其相矛盾的信息。我把这称为一致性信息收集。我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以及领导和主持科研活动中经常遇到这类情况。在学术界这样的人也很多，他们无论看到什么都认为是和自己的想法一致的，似乎看到的一切都在证明自己的正确。

第二，在调查研究中，即使遇到超越以往经验的新事物、新现象，也可能会被已有意象和观念所同化或忽略。这就是说，建模具有自主性，在以往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建模会拒绝修正。对于普通人来说，既有的思维模型一旦建立就很难改变。这是“认知偏见的第二原理”。这个原理可以对应一个成语：疑人偷斧。

二、调查研究：克服认知偏见

人是通过建模来认识客观世界的，建模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认知偏见和认知障碍。那怎么办呢？这就要靠调查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为什么要搞调查研究？从认知规律上讲，调查研究就是要弥补人类认知模型的缺陷，即克服认知偏见。前面讲到过的庞涓的失败，从认知角度看，就是被以往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建模”所误。克服认知偏见是复杂的、持久性的实践问题。但从原理上讲，人们可以通过实际调查研究防范和克服可能出现的认知偏见。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克服自己的认知偏见。

（一）区分“所知”与“所信”

克服认知偏见首先要有自觉性，对建模以及预期保持警惕。这意味着，科学工作者要尽可能区分自己认识与思维中的“所知”和“所信”。一事当前，首先要询问自己的是：这是“所知”还是“所信”？即确认自己所接收到的、拥有的信息是比较客观的、可靠的、没有经过主观筛选和加工过的信息，还是受到自己固有信念或观念影响和“加工”过的信息。怎样区别这两类信息呢？主要是要对那些比较符合自己观念的信息保持警惕，看到符合自己心意的信息，先不要高兴，反倒要多想想，质疑一下、反驳一下。这样有利于保持认知的客观性。

建立起“所知”与“所信”意识，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和必须不断强化的基本素质。我们在做科研课题时，要经常提醒自己、“清空”自己，使自己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和态度。科学家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在做调查研究的时候，不能有立场，不能有主张，只能看客观事实，并随时准备修正和改变自己的观点。否则你就不是科学家，而是哲学家，或者是个传教士。

（二）认清“支点”与“驱动”因素

这是克服认知偏见的“奥卡姆剃刀”。认知偏见有两方面：一是，认知的前提性假设，即所谓“支点”错误。二是，推动分析推理的关键变量，即所谓“驱动”因素错误。因此，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观察思考和调查研究中，首先要认清自身认识（建模）中的前提性假设和关键变量，时刻提醒自己：所有结论的正确与否都是建立在这些假设和变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上面的。对于调研过程中获得的“支点”和进程中获得的“驱动”因素，一定要有所怀疑、辩驳，进行反复的检查，以确保其真实性和可靠性。

实际上，许多错误是错在前提与假设以及驱动因素上。错误的前提和错误的驱动得出的结果只能是错误的。要想克服认知偏见，就要格外注意认知的假设是否真实可靠，关键变量的选择是否得当。前提和假设必须得到证明，每一步推理应有证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结论是否“看上去不错”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我看看你的证据”。

（三）反复质疑和验证

在认识过程中，人们的主要注意力往往投入固定的逻辑思维中，进而形成排斥性的思维。在调研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忽略，甚至排斥不利于推导出既定结论的事实。许多人在犯错误后仍然不能了解错在了哪里。其实，他们一直在排斥“不利”的因素，一直在排斥本来应该看到的东西。在调研过程中，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些可能会导致推翻认识结论的那些“不利”的事实，要特别注意那些反例。

为了保证调查研究的客观准确性，要特别重视团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研究团队中要有正方和反方，重大研究课题应采用“魔鬼代言人”法，委托专人反驳、质疑研究团队的主流意见，挑毛病、找麻烦。总之，要敢于怀疑自己，对主流意见做“不可行性”研究。我们在越南做调研时了解到，越南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制定和国会法律制定过程中，有一种“反辩”机制，专门针对重要决策和法律进行质疑和批判，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这种机制化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值得关注和借鉴。

三、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普适性与主观性问题

为什么社会科学需要调查研究，除了上述认识论意义上的理由外，还有进一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理由。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调查研究就是要了解实际的情况，获取第一手的材料。通过发现事实、重现现场、复现过程，了解事实的全貌与真相，为科学研究提供可分析的基本素材。这是调查研究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价值。

但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发现事实、获取事实”。社会科学要做调查研究，在方法论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决定了调查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特殊意义和重要性。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很多区别，其中一个重要区别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多可以直接运用于科学研究与实验，而无需研究者、运用者再次进行验证。比如，阿基米德定律、勾股定理、圆周率等是人们做研究时的通用理论，这些公理是无需反复验证的。但是社会科学中很多理论和方法，却是不能够直接运用的，或者说直接运用的风险很大。

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社会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社会科学适用范围的局限性、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主观性以及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创新需求三个方面。

（一）社会科学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自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时效性等特点。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定义域问题，也就是真理的相对性问题。我们现在从书本上学习和了解的理论，或许历经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仍然能够出现在教科书或其他著作中，被大家看到。这说明这些理论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其中应当包含着某些真理成分。但是这种价值一定与它产生的条件、背景和时代相联系。它是针对特定时代的特定问题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它的价值及真理性会受到某种限制。受到时代与对象限制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适性要比自然科学小得多。所以，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记住，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会因其时代性、地域性和时效性等因素限制了适用范围和适应程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时，应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对于社会科学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学者而言，在方法论意义上，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把自己由学习间接经验与理论在头脑中形成的观念世界，变成一个经验世界。对既有理论的学习有助于我们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会在学习者头脑里构建一个观念的世界。只有用一个自己亲身获得的实际经验去和已有知识进行契合、验证，了解它是相对于什么问题而产生、在什么范围内有效，认识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才能真正掌握、运用乃至支配社会科学的已有理论知识。调查研究则为社会理论与方法的检验与验证，提供了基本方法。

（二）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主观性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理论包含了科学性与价值性双重因素，它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这意味着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会蕴含主观性。它会受到理论和方法提出者的价值观和目的性的影响。这种主观意图是非科学的因素。

比如，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产权理论源于对一些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观察，有其科学合理的成分，如排他性产权安排、租值耗散等概念都是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与对英国牧场、阿根廷牧场等公共资源浪费情况的观察结果有关，后又被大量社会实践所证明。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但是，产权理论又有强烈的主观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实践而来的，在“冷战”年代它甚至成为西方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理论武器。因此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人们必须熟悉和了解那些理论提出的背景和运用范围，在学习和掌握其合理成分的同时，更要注意分辨它的主观性。经过这样的辨识，才能对西方的社会科学做到取其所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做到为我所用，而避免为其意识形态局限性所限制，甚至被其圈定。

（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创新需求

当代中国政治学要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大量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社会科学需要方法创新。

身处大变革、大发展时代，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现象，要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要不断对理论和方法进行创新。如同自然科学需要做大量的实验，除了要直接解决某些科学问题、制造出新产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新研究方法。科学发展，总是伴随着方法的发展和提升。创新方法也同样来源于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基于实践的方法创新是科学与学术发展的动力源泉。

以当代科学技术中微电子领域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为例。当前，芯片对我们国家的科技与生产领域来说是一个“卡脖子”的短板。而国外微电子领域及芯片制造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芯片制造中的关键工具——光刻机及相关技术。已经发展到纳米级别的光刻技术的创新带来了微电子技术突破，现在微电子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产品的制作方法上的提高与突破。这是一个通过方法手段创新推进科学技术创新的范例。

社会科学发展也是如此。面对新问题、新现象，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要发挥作用，解决重大实践问题，也要通过调查研究不断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提升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研究水平。

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学术研究中，调查研究是第一课。调查研究是推进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必经之路。

（摘自《向实求学：政治学方法五讲》）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