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初春的新冠疫情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极大地冲击了经济社会发展秩序。从目前抗疫防控的总体态势来看，新冠疫情对城市影响大于农村，对第三产业的冲击大于一产、二产；具体到农业农村领域而言，对非农产业影响大于农业产业，对畜禽业冲击远大于种植业。但随着疫情的不断持续，原本正值返工返岗的旺季不旺，疫情狙击依旧形势严峻，对具有先天弱质性的“三农领域”的影响必将呈现全面深远之势，首当其冲的便是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所谓利益诉求是指公民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利益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向有关机关、单位组织等相对方阐明观点、表达意愿，并希望获得支持肯定、保障其利益和要求得以实现的系列活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新生代农民工在医疗保障、交通出行、求职机会、子女教育和生计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诉求，其内容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的阶段性表达，诉求方式以制度性诉求为主、以非制度性诉求为辅的组合方式，诉求目的是结果得到肯定和实现，诉求的实质是农民工平等权利的彰显和实现。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依靠力量，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他们有着自身的群体特征和更高的利益诉求，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发展预期与现行体制之间的矛盾却使得他们利益诉求的实现步履维艰。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积极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困境，对于有序做好复工复产，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不能单纯以农村或城市为基点，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法治为保障，全面考量、逐步优化。

一、畅通制度渠道，强化身份认同意识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根本制度屏障是城市居民身份难以转变，工人职业不被认同，他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既不是城市居民也不是农村人，处境尴尬。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当代工人的主体，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对公平的追求与原有的体制机制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只有破除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提供公平的城市准入途径才能打破旧体制，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户籍制度改革代表了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管理方式、财政制度的系统变革，农民工身份的转变和职业的认同，以及对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是要求住所地政府像城市居民一样，保证提供最低生活的救助服务，提供政府的补贴性住房，关心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等诸多现实民生问题。切实推进《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落地力度，逐步健全配套的政策体系，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仅要改户口和居住登记制度，更重要的是要改革能给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带来实质性改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减少公共服务的差异化提供，在不降低原有城市居民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准的前提下，促使全民福利一体化，努力让新生代农民工也能分享到城市改革的红利。

二、共建共享基本公共服务，确保身份认同权益

户籍制度改革是长久之计，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既要统筹考虑，又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需要党委重视、政府研究、法治保障，制定相应的规范制度，取消原城市户籍与新入户籍的差异制度， 在顶层设计上实现一体规划、一体管理、一体服务，提供基本一致的社会保障措施，尽快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与本地居民无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身份转变和职业认同，确保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民权益。同时，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创新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加剧各种新的利益冲突，造成社会性矛盾叠加，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会发生重大显性变化，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化，而发展型主导利益诉求的实现，一般又只能通过劳资双方平等对话、谈判协商进行解决。为此，新时代的新诉求还迫切呼唤劳资关系新秩序的建立，需要在明晰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协调指导作用，不做对错判断，不实施强制力制止，而是要尽力引导和促进劳资双方相互沟通，真正充当企业和工人劳动争议的协调者。

三、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进程

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既有利于确保新生代农民工行使利益表达权利，确保公共政策公正合理的根本保障，又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进程。一要发挥人代会的主渠道功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各级人大机关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代表自己的群体发声，但是作为一个庞大的阶层，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人大代表中所占的席位与数量却显然不对等，需要改革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增加人大代表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最高权力机关的平台上发声，才能从顶层制度上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二要充分发挥信访制度的积极作用。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维权方式，是弱势群体表达诉求无门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呼吁请解决问题的最后一道人权救济防线，是党和政府倾听民声民愿，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的新形势，应该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推进信访法制化，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合理合法诉求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三要创新诉求新平台。当前互联网+的自媒体模式，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资讯， 查找信息，交流联络，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建立诉求回应机制，对新生代农民工普及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沟通，收集和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切实解决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

四、增强利益诉求表达能力，有效提升政治参与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诉求表达能力制约着他们的行为选择，表达能力差，其政治参与能力相对也就减弱，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就会降低。只有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表达能力，才能提升他们表达诉求的技巧，选择理性的制度化表达方式，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为此，一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虽然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大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准相比仍然处在较低水平，特别是与城市同龄人相比差距更大。因此政府在变革社会制度、创造公平环境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培训，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有足够的文化水平和政策理解能力，正确认识合法权利，正确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二要厚植新生代农民工诉求表达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东部沿海城市已经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过渡期，未来中国对简单劳动的需求会锐减，取而代之的是对技术熟练工人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需要尽快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下适应市场需求提供合格的劳动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竞争力，就必须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来源渠道，稳步提高工资待遇，为利益诉求的有效表达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三要健全利益表达的组织载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健全利益表达的组织载体，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表达能力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城市农民工利益表达的组织载体建设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利于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有效地争取合理权益。要改变新生代农民工改变同资本方博弈的弱势状态，就需要在企业发展的承受力之内为新生代农民工争取更大的利益空间，提升他们的生存与发展质量，积极组织农民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搭建公众参与的服务平台，为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条件。

疫情是危机，疫情是考验。此次新冠疫情防控充分展现了“中国之治”的鲜明优势，也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次生动诠释，助推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健全，不断扩大城乡联动改革力度，不断扩大双向开放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