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记者　张琪)自5月以来，多国陆续分步骤解除限制措施，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与恢复经济之间努力寻找平衡。但疫情并未彻底消除，全球经济依旧面临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如何在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蔓延的同时让经济恢复正常?世界经济将往何处去?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盼盼接受央视网记者专访，深度解读当前全球经济形势。

央视网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全球经济暂时“停摆”，全球产业链会发生哪些变化?是否会断裂或重组?

杨盼盼：新冠肺炎疫情本身会对全球产业链产生冲击，主要包括内向和外向两个渠道。内向渠道是疫情对国内的生产和消费冲击经由价值链传导至中间产品、大宗商品和设备的进口需求，继而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外向渠道是疫情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上的枢纽国家暴发，生产、装配和制造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现延迟，影响产品在本国和其他市场的后续生产与销售。

疫情冲击带来的产业链断裂时有发生，特别是中间品零库存、中间品种类较多、需要多次进出口加工装配完成等复杂产业链行业，受到冲击最大。代表性门类是汽车行业和电子产品行业，在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均出现了生产的暂时性“停摆”。

疫情冲击使得跨国企业在全球化布局中更加看重产业链的安全性，会成为疫后产业链重组在成本、效率之外的新考量。

央视网记者：美国有高官一度公开呼吁美企撤离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各国政府是否会收回部分产业链，进而加剧国家间贸易壁垒、技术壁垒?

杨盼盼：产业回流的一个典型事实是：早在疫情之前，产业回流至发达国家就已出现。不过，疫情很可能成为加速产业链转移的催化剂。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本质上由企业行为选择决定，企业选择拓宽海外产业链，还是选择回流，实际上是基于二者的收益成本比较做出决策。

政府行为会对产业回流产生影响，一方面，政府可制定政策提升布局价值链的成本(增加关税和其他贸易、投资壁垒等);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提高企业回流的收益(如减税政策、支持企业价值链转移的补贴政策等);同时，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还会影响企业的预期，造成企业投资计划的搁置。目前来看，疫情过后这三方面政策都更可能指向产业回流。

央视网记者：欧盟委员会日前预测，2020年欧洲经济将出现“历史性衰退”，欧盟经济今年将萎缩7.5%。疫情终会过去，但疫情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后遗症”?短期内能走出衰退吗?

杨盼盼：疫情本身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这构成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挑战。疫情让全球经济在2020年上半年陷入衰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疫情在下半年持续失控或卷土重来，则2020年全年经济都难以复苏;如果疫情长期化，那么2021年全球经济能否走出阴影还要画上一个问号。除疫情本身，其他“后遗症”包括：金融市场脆弱性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上升;各国政府出台大规模纾困计划，央行扩表，政府债务上升，政策效应的递减和疫情过后政策如何退出值得关注;疫情之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就已经不足，2019年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最差的一年，这一问题在疫情冲击之后仍然存在并将更加凸显;贸易摩擦、以邻为壑政策可能持续出现，进一步侵蚀经济的复苏动力。

央视网记者：IMF称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是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首次同时陷入经济衰退。在这样的大变局中，中国需要防范哪些风险?

杨盼盼：需要防范以下八个和经济相关风险：第一是因疫情冲击带来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风险;第二是国内疫情之后复苏不充分，继而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的风险;第三是疫情倒灌、新一轮疫情出现导致的经济风险;第四是外需放缓和复苏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第五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疫情加剧的风险;第六是国际金融市场再度动荡的风险;第七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的风险;第八是被排除在经贸新规则之外的风险。

央视网记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杨盼盼：第一，在生产端，我国面临价值链转出压力。需要出口企业自身加强转型，也需要政策支持，优化营商环境，增加投资吸引力。

第二，疫情的压力测试表明，我国同样面临产业链安全压力。因此，塑造安全、有韧性的价值链同样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一点我国和发达经济体是一致的。这需要对产业链安全进行评估，找出其中的薄弱环节，同时提升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化解关键性技术和产品对产业链安全的影响。

第三，在需求端，需要以国内市场和最终需求为依托，塑造以我国为主要驱动力的稳健区域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