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金秋，烈士展在新图书馆悄然开幕，在15位革命烈士事迹的展板里，烈士徐大昌的介绍资料十分简单——徐大昌，四川省人。曾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农业革新社社员。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为反抗段祺瑞政权下政学系反动政客对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的统治，他当选为校务维持会成员。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被党派往黄埔军校学习。后在讨伐军阀的战斗中牺牲。

展板上还有一张“反段祺瑞政府统治时期农大校务维持会同学合影”——在这张1924年拍摄的珍贵的照片上，朝气蓬勃的农大青年们多数穿着中式马褂、长袍，徐大昌则穿着西式大翻领呢大衣、梳着一丝不苟的“油头”，目光深邃，英俊而潇洒。

阅读这短短几行文字，看着年代久远甚至稍显模糊的照片，很多联想和疑问不禁浮现脑海——徐大昌到底是哪里人?什么时间牺牲的?牺牲时多大年纪呢?

寻迹农大

在农大现有文献资料里，徐大昌的“身影”最早出现在“农业革新社”。

1922年，邓中夏、毛泽东、李立三等为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等事宜回到北京。邓中夏找到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杨开智、乐天宇指出，“就要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希望能在北农大成立一个支部。”这一年，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前夕，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1922年9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农大支部建立不久，组织成立了“农业革新社”作为青年团的外围组织，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批准后，开始进行工作。除农大支部8名团员为农业革新社基本发起人外，还吸收了徐大昌和詹乐贫、林孔唐、彭树范等参加发起，很快有50余人参加。

1924年，反段祺瑞政府统治时期农大校务维持会同学合影，前排右一为徐大昌，右三为乐天宇，右四为李启耕

1923年春，社会主义青年团扩大吸收了一批新团员，徐大昌等陆续参加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农大支部的全体团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团员中有的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在1921年10月，农大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就决定开始学校改革运动，将“农专”改为“农大”。运动伊始，就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赞同，并向教育部陈述意见。同月，成立校务维持会，出版了刊物《改大运动》，要求教育部派新的校长。运动中，在学生中涌现了不少进步青年。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发起和推动下，北京8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游行集会，反对日军入侵大沽口，声讨“八国通牒”。集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前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的广场上请愿时，遭到军警开枪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徐大昌、詹乐贫、林孔唐等6名等农大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受伤。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军阀张作霖入京，自称大元帅，大肆逮捕爱国民众和革命学生。中共北京北方区委通知农业大学部分同学紧急南撤，派遣部分同学前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徐大昌和李鑫、彭树范等同学也被派遣南下广东。

徐大昌最后的“身影”定格在乐天宇后来在1981年的回忆里：“被党派往黄埔军校学习，后来在战场上英勇牺牲。”

解“谜”合川

2019年初冬，记者寻访农大英烈唐木森时，却意外发现他和徐大昌不仅是同学、革命战友，还是同乡——他们都是重庆市合川区(原四川省合川县)人。

2019年岁末，记者奔赴重庆合川试图解开心头关于徐大昌的“谜”。

在合川区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中华英烈网“烈士英名录”数据库的后台数据中查阅到“徐大昌，男，出生年1901，工作、入伍日期1922年，……牺牲年1929年”。

在合川区档案馆，记者看到了1953年5月15日，合川县人民政府向四川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呈送的“请示关于徐大昌同志在广州遇难是否称烈士其家属可否享烈属优待》的报告。这份报告的附件中，有一份1951年9月15日，川东行政公署民政厅给合川县人民政府的回函，回复了合川县人民政府此前关于徐大昌烈士身份确认事宜的请示，回函写道：“因时隔很久，无法了解当时情况，”“请取得相当证明，以便再加研究。”

1953年6月23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授予徐大昌烈士称号的函

时隔两年多，1953年6月23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回函指出：“同意给徐大昌同志以烈士称号并予以抚恤。”

在这两年里，合川县人民政府的调查勾勒出徐大昌更加完整的“身影”——1919年，徐大昌和黄肇纪、秦友石、唐木森、石天柱等为首的合川中学青年学生组织宣传队，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用办壁报、写诗歌、写论文、开会讲演等形式展开活动，在县城播下了革命思想和进步文学活动的种子。”

1922年，徐大昌、唐木森等一大批合川进步青年奔赴北京求学。1924年，他们在京组建“合川青年社”，出版《合川青年》，宣传新思想。这批青年人，成为合川最早的共产党员。

……1953年10月12日，徐大昌的父亲徐秉灵领到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领取存根上记载着烈士的籍贯：四川省合川县金沙五村——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合川区铜溪镇湾桥村。

2019年12月3日，记者在湾桥村刘家院子(村)见到了徐大昌的侄女徐应书，她拿出大伯徐大昌的画像，回忆说：“60多年前，我才7岁，北京来了人，送了这个画像，问我爷爷这个人是不是徐大昌。”

年代久远，除了一纸画像，徐应书对从未谋面的大伯再无更多了解，但她依稀记得长辈讲述的往事：“大伯在外面读书，被拉回来结婚。他和家里吵了一架，家里让他回来种庄稼。他说，我不种庄稼，我要去读书。”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徐大昌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离别亲人，远走他乡，选择了一条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道路。

还有疑问

徐应书印象中的大伯有些模糊，而当地村民传说中的徐大昌却更加传奇：他曾经出国留洋、参加了北伐战争……，民间传说，总是会把英雄人物更加美化，但关于徐大昌，还有一些“谜”有待解开——《合川县志》中的记载与中华英烈网“烈士英名录”数据库录入的徐大昌出生年份都是1901年。1953年10月徐大昌“光荣纪念证”的领取存根上写着“现年51岁”，倒推其出生年份应该是1902年。

《合川县志》中记载徐大昌牺牲时间、地点是“1927年广州”。《合川党史资料汇编(第1辑)》也记载“1927年在广州死难”。而中华英烈网“烈士英名录”数据库录入的徐大昌牺牲年为1929年。

徐大昌“光荣纪念证”领取存根上“生前所在机关”一栏写：“广州地下活动”，“牺牲原因时间及地点”一栏写：“广州被捕，监禁中就义或病故”。

而乐天宇在1981年的回忆中说，徐大昌“后来在战场上英勇牺牲。”1983年出版的《全国高等院校介绍》中记载：“农大学生林孔唐、徐大昌等同志在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府、参加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1989年编印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史(1921-1937)》，也记载“在讨伐军阀的战斗中牺牲。”

1988年，王冀鲁在《北京青年与北伐战争》一文中指出，“李鑫、徐大昌、彭树范等都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

1992年，张仲葛在其著作《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祥》中记述说徐大昌“1926年惠州战役中牺牲”，进而详细记述：“李鑫、徐大昌，彭树范等同志是在大革命北伐前夕为了安定后方，讨伐革命叛徒陈炯明，攻打惠州的战役中牺牲的。”

这些说法，还待考证。

也许时间会湮没许多记忆，但其实并未消失，只待一个密码，就会在某一天顷刻激活。无论怎样，英烈不朽的精神却永存于后世人心。

资料来源：《合川党史资料汇编(第1辑)》《合川县志》《合川县文化艺术志》《北京青运史论集》《农大英烈》《中国共产党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史(1921-1937)》《百年回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