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季刊《科学与和平》(Wissenschaft und Frieden, ISSN 0947-3971)2021年第4期 论文标题：“现代中国工程”：在欧洲语境下诠释中国的尝试(”Projekt modernes China”: Versuch einer Vermittlung Chinas im europäischen Kontext)【摄影 | 】

德国蒂宾根大学(2021年11月9日)报告海报【摄影 | 】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2022年5月31日)报告海报【摄影 | 】

德国《中国社会与历史》期刊(Berliner China-Hefte/Chinese History ans Society, ISSN 1860-2290)，第53卷 论文标题：“中西相交的现代性与认同“(Modernität und Identität in der Begegnung Chinas mit dem Westen)【摄影 | 】

德国社会学学会第40届大会(柏林工业大学，2020年9月15日)小组会议截图【摄影 | 】

我校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负责人胡春春副教授、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毛小红近期在欧洲学术会议、期刊、报告会等多个场合发声，以在欧洲语境下的中国研究为例，提出“语境化与共情化”的国别/文明研究主张。

胡春春在这篇论文中提出，在欧洲语境下讨论中国之所以成为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和欧洲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认识和解释存在巨大差异。也就是说，中国与欧洲讨论中国可能与否，取决于讨论双方能否就认识和解释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达成基本共识。所以，讨论中国的路径须经由欧洲的外部视野与中国的内部视野的梳理。欧洲的外部视野是一部长达四个世纪的欧洲/西方中心论逐渐在地理、历史、经济和技术空间覆盖中国话语的历史，莱布尼茨和福柯代表了这种一致性的两端。这种中国观迥异于中国的内部视野。对于中国来说，现代中国首先意味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文明断裂，以及政治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重建，同时也是一个始终朝向未来的精英工程。只有还原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语境，平行关照欧洲的历史经验，才能就当代中国的发生与发展与欧洲构建话语共识，并基于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和矛盾性对中国基于欧洲/西方经验的现代性方案、乃至现代性展开讨论。

胡春春在该论文观点的基础上，应邀在德国蒂宾根大学(2021年11月)、同济大学中德学部(2021年11月)、德国波恩大学孔子学院和慕尼黑孔子学院(2022年4月)、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2022年5月)以德语做报告，进行学术交流。

这篇论文关注和讨论的核心是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论文提出，讨论现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中国对现代的理解。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中国论断对于中国在西方话语框架下构建认同构成了巨大挑战。作者受到伽达默尔历史认识方法论的启发，选择通过阅读三个不同类型的文本——李欧梵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摩登》、梁鸿所著纪实文学《中国在梁庄》和一系列有关中国的影像文本——以接近中国，从中发现了中国现代性话语的缺失即中国的现代性仅与西方式追求个性解放和文化解放相关，而现代化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则令所谓“杂交的现代性”存疑。作为“现实乌托邦”的中国工程，必须走出“中西文化之争”的思维误区，沟通传统与当下，在确认现代的过程中构建文化认同。

胡春春在本论文在写作期间，曾经获邀参加德国社会学学会第40届大会(柏林工业大学，2020年9月)，以德文并宣读部分论文;获邀参加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德中教育和科学合作：发展、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2021年2月)并宣读论文;在2021年金砖国家国际城市论坛(IMBRICS Forum 2021，2021年11月，圣彼得堡)，就论文主题以英语做报告。

《继续教育》由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育学系主办、以继续教育为主题的知名专业期刊。 该刊2022年第3期以“向中国学习?”为专题，一反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试图从知识和经验两方面探讨欧美文明体与另一个重要而且成功的文明体即中国之间是否存在前者向后者学习的可能。专题收集的文章围绕经世致用的思路，希望找出“中国秩序”体系下对经济、个人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结构性解释，并从实践的角度探讨如何将中国知识和经验在欧洲的继续教育中实现。

毛小红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述“向中国学习”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例如中国的疫情防控展示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就是西方现代的政治学和管理科学所忽略的维度。文章回顾了“东学西渐“的历史，在陈述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基础上，认为中国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不仅受益于全球化，也不只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自由市场经济更有竞争力。同样重要的答案还必须要从按照社会科学规范难以量化文化的角度去找寻，比如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国人的勤奋、执着、辩证思维、文化传统和现代生活的结合、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等。文章指出，西方国家的”惧华恐华“现象源于涉华话语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妖魔化，以及无法自圆其说的自我行为道德化，结果是勾勒了一个不完整、主观的中国形象，而这一建构很可能会反作用于民意和政府决策。文章认为，西方克服对华的恐惧心理、消除对华偏见才能使“向中国学习”成为可能。特别是从社会规模和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和欧洲缺乏进行直接对比研究的基础，中国只能探索适合自身的国家治理方式。欧洲正因其多样性和开放性，才更要克服零和思维。向中国学习，更是一种文化态度，而非实践方案。毛小红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发现适合自己的内容，而且学习是双向的、互动的。 在外部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条件下，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是实现世界和平和共同进步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