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科技传播团队负责人王国燕教授课题从科学教育视角分析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现状及制约因素，试图为提高我国全民科学素质水平提供借鉴。该研究型论文作为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交叉研究成果，于8月3日以“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scientific literac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education”为题在线发表于SCIE索引科技史与科技哲学大类排名4/62、同时收录入A&HCI和教育类SSCI索引的期刊Science & Education上。这是今年以来中国学者发表于该刊的第6篇论文，同时也是苏州大学发表在Science & Education上的首篇论文。

图 1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研究以《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35年）》（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的发布为契机，结合科学素质纲要（2006—2020年）执行期间的历次调查数据回顾了全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过程。如图1所示，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总体呈现出不断提升的趋势，2006年前增加较慢且存在波动，而2006年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后，增长速度明显提升。从不同群体来看，男性、城镇居民和中青年群体的公民科学素质偏高，且持续增长（表1）。

表 1 我国不同群体的公民科学素质

随后从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两个方面对科学素质的影响展开具体分析。从正式学校教育看，学历越高则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越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的科学素质从2007年的18.7%增长到2020年的38.89%。而初中与小学及以下群体的素质水平一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非正式教育的讨论集中于2020年调查的两个细分指标：“公民获取科技发展信息的渠道”（图2）和“公民参观利用科普场所的情况”。数据显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最主要的渠道长期以来一直是电视媒体，同时选择互联网的公民比例持续上升，2020年互联网（49.7%）开始超过电视（31.9%）成为更多公民的首选渠道。关于科普场馆，动物园、水族馆和植物园一直身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图书馆。2005年只有9.3%的人参观科技馆，随着国家层面对科技馆建设的大力投入，到2020年参观率则提升到了37.2%。

图 2 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

最后，研究从历史文化、不平衡发展及科普参与机制三个角度探讨了可能制约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因素。两千年来儒家文化主导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科学长期被视为“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工匠末枝”，近代科学教育往往与国家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关联，功利化的倾向忽视了对科学精神的培养和浸润，这样的土壤导致全社会范围至今尚未形成浓郁的科学文化氛围。科学教育是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最重要渠道，然而长期的应试教育偏重于科学知识的灌输，文理分科和科学通识教育的缺乏也使得学生的科学知识和素质存在结构性偏差。同时，老年人群和农村群体也一直是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薄弱环节。科学普及事业高度组织化，由上至下单向传播模式造成科学传播效果受限，公民在参与科学方面尚存在制度性缺失。

尽管如此，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稳步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2021年新纲要颁布，将科学精神放在首位乃是促进科学文化的重要举措。但由于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起点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正式和非正式科学教育都存在一定局限，因此，基于素质导向的科学教育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从而促进全民科学素质的全方位有效提升。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伶妃为论文第一作者，王国燕教授为通讯作者，硕士研究生袁玥琪参与了研究。研究得到了中国科普研究所和中国科协的数据支持，同时得到了国家社科重点基金、苏州大学跨学科研究团队的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