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红色旅游系列中，看党的诞生要去上海、去嘉兴南湖;看军队的诞生要去南昌、去井冈山。而看共和国的诞生应该去哪里呢?除了要去延安、去西柏坡，更要去的是江西瑞金。因为，瑞金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就是从瑞金蹒跚迈出的，然后一路崎岖坎坷走到延安，再走到西柏坡，最后走到北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成长三部曲。

瑞金，瑞金情

2009年10月中旬，我们去江西瑞金做红色游。

到了瑞金才知道，这是一条比较冷僻的红色旅游线路。不知是自我宣传不足，还是经济上的原因，瑞金的红色游资源开发得很不够，表现出来的是，道路难走，游客较少。比之相类似的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红色游线路尚有一定差距。

虽然如此，我们一行还是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瑞金重要的革命遗址，重温了曾经熟悉，但又有些淡忘的那段红色历史，亲身体验了那片红土地所散发出的革命激情。当参观完毕离开瑞金时，我的切身感受是，虽路途遥远且较难行，但不虚此行，在这里受到的革命传统教育是别处所无法替代的，那段辉煌且艰辛的革命历史是值得任何人认真思索的。

瑞金之于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来说，是有着相当的亲和力的。因为从小到大，在有意无意间，我们曾受到过许多关于与瑞金有关的革命传统教育。例如，小学课本中的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与瑞金有关;中学、大学党史学习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有很多篇幅涉及到瑞金;老电影故事片《党的女儿》《红孩子》所描述的故事都发生在瑞金;红色歌曲《苏区干部好作风》《十送红军》也与瑞金有关。透过诸多不同的信息渠道，潜移默化地使我们了解了许多关于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所发生的那么多的真实故事。

瑞金市地处武夷山西麓，毗邻闽粤两省，是江西省东南部重镇，面积2448平方公里。这里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的摇篮、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西省历史文化名城。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宣告中国大地上一个新型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来自全国的610名代表一致推选毛泽东同志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瑞金成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全国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革命者心中的圣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位开国元帅中的九位元帅、十位开国大将中的七位大将以及其他党和国家的早期领导人都曾在瑞金这块光荣的土地上工作、战斗、生活过，留给后人大批珍贵的革命史料和故居旧址。

从北京乘机至南昌，稍作停留，我们便乘大巴车前往瑞金了。

当双脚实实在在地踏在瑞金的红土地上时，我的思绪就毫不停歇地恣意飞扬着，虽四周呈现的是一派和平的安宁景象，但我似乎在这安宁的背后嗅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硝烟的味道，耳际也似乎响彻着激烈的枪炮声，又间或有《十送红军》那哀婉的乐音在耳畔萦绕。虽时光已从那个红色年代递进了70余载，可此刻的我感到在身旁聚集着万众的坚忍的红军官兵们、质朴且不存二心的瑞金老表们。

在瑞金的日子里，时刻感受到浓浓的“红色故都”味道。在去往红色景点的公路两旁，交替悬挂着与我们的共和国息息相关的两种国旗，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另一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两面国旗揭示出中国红色历史的传承关系。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的图案设计得粗糙了一些，比之五星红旗其红色也显得暗淡了一些，但她却代表了在这片红土地上发生过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我们仍然把她看得极其神圣。在城市的醒目处有巨大的花岗岩浮雕，中国革命的领袖们、开国元勋们以及早已为革命捐躯的烈士们是浮雕上的主要角色。他们站成一排，踌躇满志地指点江山，信心满满地走向未来、走向胜利。浮雕像上有文字表示：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彰显出瑞金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历史地位。巨型浮雕的后面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其中较为完整地介绍了当年红色根据地的历史原貌。

机缘巧合，瑞金成为中国革命史当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发展阶段承载地

在瑞金参观期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天地之大，为什么瑞金这样一个小小的穷乡僻壤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通过参观，再加上事后翻看了一些资料才基本了解到，瑞金之所以能够成为红色根据地的中心，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种条件的支撑，缺一不可。

天时。

1929年1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第三次“会剿”，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向赣南进发，原本是为了“围魏救赵”，择机再打回井冈山。但在赣南转战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红军主要统帅却发现，在这里打游击与敌人周旋比在井冈山更合适。于是，毛泽东便生发了在赣南这片土地上建立连片红色根据地的想法并逐步加以实现。到后来，红色武装割据的范围扩大到赣西南、闽西等地，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21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万的中央苏区。其间，毛泽东还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可以说，当时的红军若不下井岗，后来的革命形势发展也许是另外一种走势，或另外一种结果。正如后来党史专家们评价的：“上井冈山伟大，下井冈山也伟大。”正是由于红军下了井冈山，才有了后来的瑞金，才有了中国革命后来的一切。

地利。

瑞金是因为此地产过砂金而得名。虽有其名，但却一直没有富起来，直到红军来到这里之前基本不被更多的人所知。瑞金的经济不行，但其地形地貌却适合打游击，因其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基本是与外界隔绝的，这为其后来成为红色根据地提供了天然的地理条件。

人和。

1929年1月，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四军，由于情况不明，又找不到好的向导，不知该如何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处处吃败仗。就在红四军的官兵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恰好碰上了谢仁鹏。谢仁鹏是瑞金的地下党员。于是，在谢的引导下，红军来到了瑞金这块土地。瑞金的地形地貌适合开展游击战，再加上这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红军不仅没有被敌人吃掉，反而连获胜仗，特别是大柏地一仗，更使红军增强了信心，并为扩大红色根据地，在这块红土地上站稳脚跟奠定了重要基础。毛泽东在瑞金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有了谢仁鹏当向导，我们这支队伍就不再是睁眼瞎了。”可见谢仁鹏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

瑞金成为红色之都还因为邓小平的力邀。

当年，从井冈山下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正在东突西奔地设法站稳脚跟的时候，对中国革命现状毫不了解的共产国际从遥远的莫斯科向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来密电，要求中共尽快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一个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政权。当时，连落脚之地都没有的红军是不可能建立新政权的。因此，共产国际的这样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指令被搁置起来了。等革命形势稍微好转了，中共中央才将成立苏维埃的话题提到议事日程。最初，中共中央选择了福建长汀为中华苏维埃首都所在地。而正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在比较了瑞金与长汀的优劣势之后，向中共中央力陈在瑞金建都的经济条件、地理环境、群众基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最终，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由福建长汀改在了瑞金。

因此说，瑞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史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发展阶段承载地，既是机缘巧合，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也是历史的必然。

叶坪“苏一大”会址及革命遗址群

叶坪地处瑞金城东北，距城6公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地。

在叶坪首先要参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人们将这里比拟为瑞金的人民大会堂。这里原本只是瑞金叶坪村一家姓谢的家族祠堂，即使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也可以想象出规模有多大。一个家族祠堂后来却升格为研究中华民族大事的地方，变化不可谓不大。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这个祠堂里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来自全国的610名代表一致推选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瑞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所在地，第一个红色首都，全国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革命者心中的圣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这举行，我国第一部《宪法大纲》《劳动法》和《婚姻法》在这里通过，“毛主席”的称谓在这里开始叫响。在祠堂里还有若干间用木板隔开的小房子。可不要小看这些小房子，它们可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军事、财政、土地、司法、教育、内务等部委的部长办公室兼宿舍。当年，在这些小房子里产生出了多少与中华苏维埃发展有关的法律、文件、指令，支撑着苏维埃政府的正常运转。

站在谢家祠堂外向右前方望去，可以看到一片富有赣南民居特色的土黄色建筑。当年这些建筑基本被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征用，与中央苏区发展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导部门、中心机构、指挥机构基本都设在这里。有邮政局、中央印刷厂、国家银行、总金库、对外贸易总局、全总苏区执行局、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等。毛泽东当时也住在这里。为此，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叶坪：“这是一个国家的雏形、麻雀虽小，肝胆齐全。”当年，瑞金人民也自豪地宣称：东京南京比不上瑞京(瑞京即瑞金。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首都设在瑞金，改名瑞京)，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

红军烈士纪念塔

位于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中央的红军烈士纪念塔是我们参观的重点革命文物之一。

13米高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犹如一颗蓄势待发的导弹竖立在广场的一侧，塔身上面嵌满了一颗颗的小石子。据说，每一个小石子代表一位牺牲了的红军烈士。这样的造型之于今天见多识广的人们看来也许很不以为然。但在那个连炮弹都不多见的红军时代来看，这样的设计是很令人震撼的。谁是这座纪念塔的设计者呢?说出来很多人也许不会相信，他就是曾在白区工作过的，被称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同志。1933年4月，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褒扬先烈，永远纪念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兴建纪念塔之后，周恩来找到虽是学医出身，但却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的钱壮飞，要他担任纪念塔设计。钱壮飞愉快地承担了这项工作。

经过紧张设计与施工，纪念塔于1934年2月落成。

当时，建成后的纪念塔成了瑞金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苏区开大会在这里，悼念和缅怀革命烈士在这里，连当地的小青年谈恋爱约会也选在这里。这座纪念塔是那个时代革命队伍的图腾，不仅用来纪念为革命而逝去生命的人，更有激励后人的重要作用。

陈诚是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第一个参观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得意洋洋地围塔转了几圈，并让手下为他与塔合影，且照了不只一张。之所以照相，是要证明已将红军从瑞金赶跑，自己是胜利者。做完这一切后，他就下令炸塔及其它与红军有关的显眼建筑，目的是彻底消除红军的影响与威望。解放后，人民政府决定恢复被陈诚炸掉的纪念塔。可没有图、没有可资借鉴的材料。忽然有人想起，陈诚曾在塔前照相，瑞金至今还保留一张当时的照片。凭着这张照片，人民政府重建起了纪念塔。陈诚当年炸塔时，塔上的“烈”字没有被炸碎。当地一户老乡冒死将这个“烈”字收藏在了家里。直到重修红军塔时，这户老乡才将这个“烈”字取了出来，捐献给了人民政府。现在我们看到的红军塔上的“烈”字是苏维埃时期的原物。陈诚做梦也没有想到，是他派人炸毁了纪念塔，却又是他在无意当中“还”给了瑞金一座纪念塔。

我踏着用石材在地面上嵌成的“踏着先烈血迹前进”的字迹来到纪念塔下，举头仰视着纪念塔，默默地解读着塔上每个字背后的深刻含义;那嵌在塔上的一颗颗小石子仿佛是烈士的眼睛一般，我注视着他们，他们也在注视着我。我们在深情地交流，交流的话题是如何将他们所开创的革命道路一直走下去，不要走偏走差，更不能走成绝路。

沙洲坝红井

瑞金的沙洲坝有一口天下闻名的水井。这就是曾在小学课本中学到的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中的那口井。当地人民将其称之为“红井”。

虽然曾经从课本的插图上、图片上及影视作品中见到过“红井”的形象，但当自己真正站在“红井”的井台边上时，心里还是不免激动万分，毕竟从知道这口井到亲眼见到这口井，之间整整相隔了45年的时光。在水井的后面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所书写的十四个大字是每个学过那篇课文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喝一口“红井”之水，清凉的井水润口、润喉，更润心，亲切之感油然而生。我想，我已亲身体验到了毛泽东主席为后人所谋下的福利。

但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却突生疑窦。南方的地下水位都很高，为什么毛泽东主席能够带着战士们打出井水，而当地老百姓为什么不自己打井呢?难道他们只愿意吃河塘的污水?就此，我请教了导游。导游这样讲：“在红军来沙洲坝之前，这里的老百姓很迷信，因此听信了风水先生说在此地打井会坏了龙脉的说法而不敢打井。百姓只好担肮脏的池塘水饮用。所以，当时的外乡人这样评价沙洲坝：“有女莫嫁沙洲坝，无食无着无水洗手帕”。 1933年4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从叶坪迁到沙洲坝，毛泽东来此办公住宿。当看到当地缺乏较为干净的水源之后，毛泽东亲自选择井址，带领机关同志们一起挥锄挖井，三天内挖出一口直径0.85米、深6米的水井，既解决了当地老百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同志们的吃水问题，又留下了一段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佳话。其实，毛主席带领战士们绝不是简单地挖了一口井，更重要的是破除了一个很荒唐的迷信，为当地老百姓移除了禁锢在心头的一个魔咒。我想，这个意义要远大于一口普通的水井。

当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国民党得知了这个井的来历，为消除红军的影响，便几次填埋此井。但白天填上，晚上就会有老百姓偷偷挖开，反复多次，最终也没能将井填上。可见此井的影响之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位于沙洲坝老茶亭村。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搬迁到沙洲坝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建造一个具有中央政府标志的大礼堂迫在眉睫。又是钱壮飞勇敢承担了设计任务。当年8月动工，新年前，一座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十分罕见的大礼堂终于矗立于这座无名的小村子里，成为当时当地的奇观。大礼堂占地1531平方米，掩映在一片樟树林中。从高处往下看，大礼堂像个红军的八角帽。礼堂正面门上，有一颗巨大的红星，内镶中华苏维埃的国徽。整个礼堂可容纳2000多人。1934年1月2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已从上海迁到了瑞金，所以二苏大取消了“临时”二字。700多名二苏大代表和1500多名旁听代表参加或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大纲”等决议案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以及关于确定“八一”建军节等决议。

红军长征后，陈诚在穷乡僻壤的瑞金见到这样一座大礼堂感到很震惊。他命令下属对大礼堂的各个角度都拍照存留。其他的白军官兵也都好奇，纷纷前来参观。后来参观的白军越来越多，反动当局才不得不下令拆毁。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礼堂是人民政府于1956年按原貌重建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距离是15年

在叶坪的参观活动结束后，我正在大门外观赏门楼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忆往昔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工农群众当家作主”，下联“看今朝北京建国改天换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有同事突然问我，苏维埃共和国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相隔是多少年?因在此之前，我虽然对两段历史的年份都比较熟悉，却从未认真计算过两个时间的年差，当时我竟一时无语。看着我暗自计算的样子，同事笑着说，不为难你了。告诉你吧，两相距离为15年。15年?我有些不相信这个数字，因为，“15年”在我的感觉中是个不太长的时间跨度，难道从弱小的红军到夺取全中国的政权才用了15年?看着我疑惑的样子，同事掐指细算，红军1934年长征离开瑞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15年，又是多少年?是啊，真的是15年!一个简单的算式让我感慨万千，居然一支区区几万人的红色武装竟能在短短的15年里创造出如此惊人的奇迹，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

我想不到，当年的蒋介石及其他的部下也绝对不会想到。当时的红军在他老蒋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群山贼草寇而已，与其他哨聚山林的绿林贼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剿灭红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他老蒋当时想的是，需要用多少时间将朱毛红军彻底消灭，而绝不会想还有多少时间将政权拱手相送。

蒋介石想不到，毛泽东也不会想到。虽然毛泽东为红军乃至共产党队伍中的翘楚，有过人的雄才大略，但在当时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环境之下，毛泽东再伟大也无法预知革命成功、夺取政权的确切时间，何况当时的毛泽东是靠边站的境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说是要进行战略转移，但那只不过是后来的历史学者为红军的溃败找的一个好听的托词而已。有一段真实的故事可以为上述说法作为旁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要从瑞金撤离了。瑞金的老乡拉着毛泽东的手，问：你们这一去，何时才能回来呀?毛泽东试着回答：大概三、五年吧。从此，瑞金的老乡们等啊、盼啊，这一等就是十五年。1949年8月22日，瑞金乡亲们终于盼回了当年的红军。由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毛泽东当时是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来诠释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现实主义命题，说的不准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假如，当时的毛泽东真得将革命胜利的时间说准确了，我敢说，那绝对不是天才的预测，只是巧合而已。

据说，当年的瑞金人民也是以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方式盼望着红军的归来。他们等了三年，没有等回红军;等了五年，红军仍未归。老乡们想，会不会是三加五，八年呀?于是又等，八年之后仍不见红军的踪影。他们日日想，夜夜盼，直到十五年后才盼回了当年的红军。此时，瑞金的老乡们对当年毛主席的承诺又有了一个新解：原来，毛主席说的“三、五年”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