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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都故事会第九期《第一个奔赴陕北的大学生》

发布时间：2019-10-22 15:37:26 浏览次数：682 来源：延安红都红色文化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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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延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大家好，欢迎来到《红都故事会》栏目，我是延河。

1936年6月的一天，陕北的黄土地上出现了一位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和一位学生模样的中国青年。这位外国人就是《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而随行的中国青年就是他聘请的翻译、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家的黄华。今天由延安国际旅行社的曹馨尹为大家带来《第一个奔赴陕北的大学生》。

第九期故事讲述者曹馨尹

红都故事会第九期《第一个奔赴陕北的大学生》

延安国际旅行社办公室文书

大家好！欢迎来到《红都故事会》栏目，我是本期的讲述者曹馨尹。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第一个奔赴陕北的大学生》。

1936年6月的一天，陕北的黄土地上出现了一位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和一位学生模样的中国青年。这位外国人就是《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而随行的中国青年就是他聘请的翻译、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家的黄华。

黄华，曾用名王汝梅，河北人。1929年9月，17岁的王汝梅考入锦州东北交通大学预科。他和同学热心研讨如何开发葫芦岛，以抵制日本侵略者控制的旅顺和大连，另辟中国自己能控制的国际交往港口。两年后，1931年9月，他由预科刚刚升入本科，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最让王汝梅和同学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拥有20万东北军的张学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指使下，命令其部属退进山海关，整个东北三省迅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3000万东北同胞成了日寇任意奴役、宰杀的亡国奴。“我们交大的学生，每天看着东北军官兵乘一列列火车经锦州开往山海关，痛心疾首，愤懑已极。”不是没有抵抗能力，而是放弃抵抗，放弃同胞于不顾，放弃国土于不顾，纵然有千种万种理由，都是不能被接受、不能被理解的，都是丧尽道义与民心人性的。不愿做亡国奴，只能去逃亡。随后，王汝梅和大批东北同学也搭车入关，退到北平，继续求学。1932年9月，王汝梅重新报考燕京大学被录取，只读了一个学期，宁静的校园生活又被打破了。1933年1月，日本继侵占东北之后，又沿着北宁铁路占领山海关，接着又占领热河和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重要关口，这等于是打开了进入华北的门户，日军随时可以侵占华北五省和平津，关内已没有安宁，人心惶惶。在本来安静的校园中读书的燕京大学学生受到极大震动，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全校抗日救国会，在校内抨击日本的侵略暴行，在校外要求政府抗日。王汝梅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成为积极分子，并当选为校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35年12月，他直接参与领导了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在游行请愿途中，学生们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棍棒殴打和水龙头冲击。三九严寒天气，北方滴水成冰，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被当政者的冷水浇湿淋透。王汝梅和其他几位学生领袖被捕，关押在北平市一个看守所里。他们在凝结着水蒸气的玻璃窗上，用拉丁化的新文字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一个星期过后，他们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校长的联合保释下获救。

1935年7月，黄河决口，淹没27个县，314万灾民流离失所，其中大批灾民流入北平。国民政府对成千上万饥饿的难民熟视无睹，赈济不力，导致大量灾民沿街乞讨，时常有病饿的难民倒毙在路边。这些都被在北平读书的王汝梅看在眼里。更让人气愤的是，国民政府先后签订《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接受了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全部无理要求，把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土地和行政权奉送给日本。国民党省部和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全部撤离，北平、天津随时可能被日军占领。国民党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极大地刺激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北平、天津人民的抗日救亡怒潮。中国共产党面对这样的民族危机，扛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坚决主张团结抗日。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关于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西北的系列报道，引起爱国青年学生们的普遍关注。同学之间传递着中共发表在法国中文版《巴黎救国时报》上的《八一宣言》。这个宣言慷慨激昂，公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像王汝梅在回忆录里说的:“这一宣言对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宣传和推动作用。许多同学争先恐后地传阅和翻印这份激动人心的宣言。燕大同学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是真诚抗日的，红军部队已开到陕北，随时准备对日作战;蒋介石必须停止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全国一切爱国力量，发动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1936年6月，王汝梅放弃即将到来的毕业考试，放弃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接受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的邀请，悄然离开北平，只身来到西安，在西京招待所会合后，陪同斯诺来到陕北采访红军。他更名为黄华，志愿留在延安革命队伍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奔赴陕北革命队伍里的青年知识分子第一人。而且，这次旅行中，黄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感谢黄华托周恩来转交的从西安带来载有鲁迅文章的杂志，他高度评价了“一二·九运动”，称之为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并当即指示黄华在陪同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7月，黄华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在延安几年的紧张工作、生活和学习中，黄华喝的是延河的水，吃的是延安的小米，并在朱德夫人康克清的撮合下，与军委俄文学校的学员何理良相识、相知、相恋，于1944年秋组建了革命家庭。黄华在延安还接待过几位被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搭救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和军人，并将他们转送到重庆。黄华在陕北及延安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对他后来成为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外交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客观方面看，是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方面的节节败退，将像黄华这样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推向了延安，推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汪洋大军中。但从主观方面看，黄华他们时刻想着民族解放，心中始终装着劳苦大众的坚强理想信念在引导着他们，这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像块具有极大磁力的磁石一样时时吸引着他们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