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

2021-05-25 10:46:09

红岩精神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的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

红岩精神产生的大背景是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处于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逐步成熟时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具体讲，红岩精神产生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整个时间跨度从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至1946年5月南方局离开重庆。

红岩精神蕴涵着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了历史镜鉴，也是我们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重塑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强大精神力量。

2020年8月，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红岩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传承，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印发《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

精神内涵

(一)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等人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页。)在凶险的形势下，他们镇定冷静、敢于斗争、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尽显其政治智慧之娴熟。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事件的封锁，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虚与委蛇，同时却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就在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欣慰之至”，“为之神往”(《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第149页。)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红岩精神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

(二)“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

当时来讲，国统区是一潭“淤泥”，周恩来曾经多次告诫南方局同志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同流不合污”。这种“六月风荷”的政治品格，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统区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下开展党的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南方局对党的建设、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的创新。在党的建设上，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社会环境确如“染缸”。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都能坚持操守，经受住严峻考验。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南方局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国民党提出要把国共两党纳入“一个大党”之中，并对周恩来等许以高官厚禄。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政党”，从而保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三)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在对国统区群众做工作时，始终与群众在一起，保存党的组织，保存党的力量。南方局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抗战时期，为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做团结争取工作。南方局既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也严格区分国民党顽固派与爱国民主派的界限，争取多数，化敌为友。1931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张冲曾亲自搜捕中央机关和周恩来未遂，并借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在报上刊登伪造的所谓《伍豪脱党启事》，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声誉。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张冲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周恩来再次会面。为了抗战大局，周恩来对张冲以诚相待。正是与周恩来的交往，才使张冲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在心底敬佩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佳话。为了完成对中间势力的团结争取工作，南方局从国统区实际出发，制定了“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在争取“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过程中，鼓励他们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后，又积极支持建立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了经常联系，经过多年艰苦工作，使地方实力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感召下，农场经营主饶国模贡献出了“大有农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结庐红岩”;金永华贡献了全部田产以资助革命。共产党人诚信、宽广的胸怀，感染着广大的国统区人民群众，使国统区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最终都站在了人民一边，形成了爱国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

(四)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南方局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勇于牺牲，在艰难的局面中开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周恩来是善处逆境的典范。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揭露国民党的各种罪恶行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他曾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正是在南方局的培育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与宝贵的生命浇灌了红岩精神。杨虎城、叶挺、张文彬、何功伟、罗世文、车耀先、苏曼、胡其芬、张露萍等，便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典型。